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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7年生于上海，原籍安徽望江。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现任理论物理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是建国后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事业的早期开拓者。
近十几年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问题以及当代经济建设所应关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发表文章。如倡导磁悬浮列车技术、电动汽车技术、锂离子电池技术等。
近年来积极参加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并做出重要贡献。最近又关注克隆人研究问题，有较大社会影响。主要著作有《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1997年)、《从元气说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与法轮功——1999年夏天的报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1999年)。
过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 篇科学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 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
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何祚庥其人，何祚庥，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以及对经济、社会问题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使其近年来成为“曝光率”颇高的新闻人物。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何祚庥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创新案例系列讲座上的报告
立德就是讲做人，立功就是做事，立言就是做学问。我是做学问的，但是做人是最起码的要求。
个人的得失问题，不要太过分地计较，计较的后果就是东西弄不出来，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我讲做人做事做学问，很多的地方首先要做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做人做事做学问，是终身奋斗的事情，要活到老，奋斗到老。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年轻的时候做一点好事情也许可以，但是这件事情需要长期做下去，一辈子做下去。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很高兴有机会到中科院上海分院来讲这个题目：做人做事做学问。我出生在上海，所以今天讲怎么做人，就讲一点我年轻时候，特别是在上海怎么念书的事。早年的事情稍微少讲一点，因为今天大会希望我讲一点怎么做核武器的事，然后讲一下当前关注的能源问题。所以今天的报告大概就分三部分。
做人是最起码的要求
早年读《左传》，里面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就是讲做人，立功就是做事，立言就是做学问。我是做学问的，但是做人是最起码的要求。
做人，首先就是要认清时代，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向，做时代的积极的推进者，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每一个人怎么认识时代是不同的。
抗日战争还没有胜利，我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那时我念的是化学系。１８个人住一间屋子，有９张床。每天晚上九点半熄灯，因为打仗要节电，九点半以后我们学生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某位同学讲起国家大事，第二位就发表意见。还讨论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这是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利益，共产党代表的是大众的利益，中国只能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我们化学系学生有一个偶像，就是居里夫人，我们读她的传记，发现她有两个梦想，一个梦想是献身祖国，一个梦想是献身科学。她在二者之间也有矛盾：究竟是献身科学还是献身祖国。看了她的传记以后，我们马上就联想到自身：我们这些人是应该献身革命还是献身科学，这是第二场争论。这个争论更为深刻，讨论非常热烈。当时在中国，学生不是不可以献身科学，但在当时的中国提科教兴国是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献身科学之路就是去美国。然而到美国去也不一定就能献身科学，真正成功者极少。那个时代的成功者，有杨振宁、李政道，但其他人都是不太成功的。最后大家认识到，我们也该走革命的道路。１８个人的大辩论中，最后１７个人留在了大陆，有一个人走了，他的叔父是国民党的海军总司令。改革开放之后，我到美国去还遇到了他，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当一个化学研究所的所长，我在中国科学院当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１９４７年我转学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这件事情对我一生非常重要，首先是从学化学变成学物理。我们年轻的时候更加崇拜爱因斯坦，而当时全世界有１２个半人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中这半个在中国，就是周培源教授，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所以就冲着他去学物理。我到了清华大学以后表现积极，我们把一些新同学组织起来了，创办了新报，办得有声有色的。地下党一查觉得这个新报好像共产党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办报的人都是新同学，看不到共产党的影响在内，只是查到一个参加了地下民青的我，于是共产党认为我的工作能力很强，实际上是我们组织了一大批精英，把这个报办得很好。于是就问我要不要参加共产党，我吓了一跳，没有想到共产党就在旁边。但当时我认识到，既然说要走革命的道路，真正的革命找到你了，还问你愿不愿意参加，那就准备参加革命吧。经过一番深入思考，决定参加——这就是我参加地下党的历史。
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动向，同时还有一个选择问题，这个选择就是你想干什么，这是需要从年轻时就开始关注的。我只能说一说我们在年轻时代，是怎么来认识、理解这个问题的。
个人的得失不要过分计较
１９５４年年底，毛主席和周恩来做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决定：决定发展中国的原子弹。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人就吓唬我们说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如果真要用原子弹的话，我们前方军队的损失必然很大，所以当时深感核武器对我们的威胁。抗美援朝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决定在中国搞原子弹。１９５６年，中央抽调一些学物理的人去参加工作，钱三强、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就被调到核工业部门去了。
但在那个时候，基于中国的国力，中央发展研究核武器的方针就是依靠苏联专家，培育大批工农兵出身的子弟来掌握原子弹的秘密。当时苏联和中国关系密切，苏联要求中国派一些人参加他们离子物理的研究工作，我又被派到了东欧。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不再给我们送原子弹的样品了，还撕毁协定，撤回专家，中国搞核武器的人才严重短缺。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好几个搞科学的人非常气愤，大家讨论后决定联合给核工业部的领导打一个报告，报告说现在估计国内缺少技术人员，我们这些在国外做基本粒子研究的人，如果国家需要我们做任何工作的话，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报告的签名者有周光召院士，有我。报告打上去以后，领导很高兴，钱三强等同志一致同意把这些学物理的人调回来，于是周光召、我、于敏等人就陆陆续续回国参加了原子弹的研究。这件事情一方面弥补了当时搞核武器人才短缺的问题外，事实上还另有一个重要意义，因为这件事还打破了当时的成分论，这是需要解放思想才能做出的决定。
苏方撤回专家的时候，临走之前讲了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中国方面离开了苏联的援助，那么１５年之内休想搞出原子弹。但是这句话反而成为我们搞出中国核工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要发展原子弹，非常重要的事就是首先要打好理论仗。世界各国发展原子弹和氢弹的过程都是请了一批理论物理学家，从理论上首先搞清楚原子弹怎么爆炸。爆炸的原理是什么？氢弹为什么会爆炸？氢弹要在高温高压下点火，具体又是什么样的高温高压呢？原子弹可以引起高温高压，用原子弹点火，能不能达到要求？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创新。我们做原子弹的经验，首先要把理论的问题搞清楚，理论上看清楚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根据理论再做事情。因此理论物理在原子弹研制上是很有用处的，事实上原子弹、氢弹的方程式完全是从牛顿力学等第一原理出发推导出来的。大家知道有辐射流体力学，这个方程式是当时于敏院士等人，用最原始的方程式推导得到的，和国外的一对照研究，发现国外的是错的，我们这个方程式是对的。
为了搞清楚这些理论的问题，大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因为谁也不知道氢弹是怎么回事，原子弹还知道一点，从材料到爆炸的原理我们都还不甚清楚，因此存在争论在所难免。搞核武器，首先一点就是要搞好理论，其次要充分发扬民主，充分讨论。后来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同行和教授做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日新日新日日新，下联是集体集体集集体，表明所有的创新，靠的是集体的力量。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强调集体力量，通力合作。很多人会说，工作还会牵涉到将来当教授、当院士之类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只是一心想发展我们自己的核武器。研制原子弹贡献最大的是周光召研制氢弹贡献最大的是于敏。
我的贡献没有他们大，但是因为有一些骏马在前面飞跑，我作为一只马尾巴的“苍蝇”仅仅是在跟着跑，当马跑的时候，我这个“苍蝇”也就算是跟上了时代了。如果原子弹搞不出来，前面的马又跑歪了，我也当不了院士，但是东西弄出来了我也就沾光了。个人的得失问题，不要太过分地计较，计较的后果就是东西弄不出来，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做人做事做学问，很多的地方首先要做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要关心的大事
１９８０年，我这只“苍蝇”被选上了院士。院士就有院士的责任，社会把你捧得很高，在开会时不说话光吃饭是不行的。对于院士来讲，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应该运用你的知识研究当代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以前曾有一个电视专家和我商讨，他说觉得要发展高清晰度电视，但是这个东西和国情不符，因为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我告诉他说，中国肯定买得起，我们现在小轿车都买得起，高清晰度电视肯定比小轿车容易买。他一听高兴了，所以就开始研究高清晰度电视，现在大家知道奥运会没有高清晰度电视是不行的。
我国的大西北太干旱，缺水，但是雅鲁藏布江１６００亿立方米的水白白流到了印度去了，在印度和孟加拉年年闹水灾。于是我提出把１６００亿立方米的水调４００亿立方米到新疆，事实上新疆只要５０亿立方米就不干旱了。新疆的面积是四川的３倍多，四川有近１亿人口，如果新疆发展好了以后，移民过去是没有问题的。像这些问题，是社会的需求，我们要关注。
最近我关注最多的是电的问题。大家知道现在严重缺电，我曾到浙江一趟，发现浙江很多的地方一个星期开３天工放４天假，这是严重的电力短缺所导致的。现在高度呼吁要节能，我赞成节能，但是我认为节能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我们去年ＧＤＰ增长了９％左右，电力增长１５．６％左右，电的发展比起ＧＤＰ的发展要快得多了。我们希望我国的ＧＤＰ到２０２０年翻两番，那么按照电力部门的希望是电也翻一番来保证ＧＤＰ翻两番。但是能否做到，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节能有一个过程。比如说房子，现在我们的房子是耗能的，许多房子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就要用空调，这就是不节能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我赞成大力推广节能，但是能否在２０２０年达到大幅度节能，值得怀疑。那么可不可以解决煤的问题，煤现在已经全面紧张，如果煤再增加一倍，我们铁路就要瘫痪。我们的石油也存在问题，去年进口石油１．１亿吨，是美国的１／４。按照我们现在的趋势，我们４年之后石油进口就要翻一番，达到２．２亿吨。美国为争能源，肯定不允许中国大量购进石油，大家都知道美国为了石油，已和中东国家打了两次战争。美国现在要控制马六甲，我们要从俄罗斯建一个输油管道，日本人就要给我们捣乱，背后当然是美国人捣乱了。印度现在正在大力发展海军，要控制印度洋，事实上就是为了控制石油通道。
我主张大力发展风力发电。目前欧洲风电的装机相当于２５座核电站，德国正以３３％的速度递增，法国是核电站占主导的国家，现在也要改为发展风电，正以６０％的速度递增。可以看出，世界的潮流是风电。中国的风力资源非常丰富，初步调查显示，我国的风力资源是水能资源的２．５倍。在上海、浙江、福建地区，有台风；在北方地区，有西北风。我觉得在西北地区，第一道防线应该是风力发电机，后面再种树建防护林。风力发电的成本也很低，根据我们国内的风电机制，进口风电机，包括税在内，５角钱一度电，可以说风力发电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前途。
我之所以讲这些，是作为一个院士尽到院士的责任。院士的责任之一，就是做基础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关注国家的事情。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可能现在关心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没有通过，拿不到博士学位。将来你们会关注非常多的事情，你们优先关注的应该是当前和未来我们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
做人做事做学问，是终身奋斗的事情，要活到老，奋斗到老。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年轻的时候做一点好事情也许可以，但是这件事情需要长期做下去，一辈子做下去。
（科学时报 2004－6－15 本报记者郑金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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