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中原局部地区艾滋病传染的实情

1999年，一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医生告诉桂希恩，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怪病”而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看一看”。
　　这一年6月，去北京开会返回的中途，桂希恩在河南下了车，在当地一位医生的带领下，他第一次来到了文楼村，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这些人都卖过血，他抽取了11份病人的血样带回了武汉，经过化验有10份血样HIV（艾滋病病毒）呈阳性，这个结果令这位心系广大人民健康与疾苦的专家感到非常震惊，同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当地的政府和卫生局作了通报，希望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两个多月过去了都没有回音。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进村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竟有一半HIV呈阳性，经过他的调查了解和核实，血站非法采血交叉感染导致了艾滋病的流行，他的检测结果也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惊人的数字，沉痛的代价让这位花甲老人忍不住流泪了……
　　“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写信，以其翔实的数据反映河南省局部地区存在的艾滋病问题。在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桂希恩为了艾滋病事业、为了那些牵挂的病人就再也没有闲过，他以极大的勇气承担着一个普通医生身份以外的道德和责任。
　　在大家还没有充分认识艾滋病，在谈“艾”色变的年代，桂希恩的行为无疑触动了当地一些人。被认为影响了当地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们还通过我省有关部门找到医院领导，希望劝阻桂希恩不要再管了，而医院领导对桂希恩教授的行为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状况将会更糟糕！”他更坚定了前行的脚步。为了他牵挂的病人，为了摸清疫情，四年来，他“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总是利用节假日去文楼村调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不被感染，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他会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滋病患者看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了他们的病情来回奔波劳累，一贫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这位救命恩人，他们只能端碗水给他喝，而这时的桂希恩毫不犹豫地接过水仰脖就喝……
　　2001年5月，桂教授来到上蔡县一个村。一进村子村民们照例把桂教授围得水泄不通，桂教授开始一个个通知上次血样的化验结果，此时桂教授的神态是凝重的。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一直站在人群的外面，等到众人散去，那位母亲把孩子留在远处，自己怯怯授默默地看着走过来的那位妈妈，他轻声地告诉了女孩的化验结果。这位妈妈“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桂教授面前，放声痛哭。嘴里喊着：“桂教授，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她有5岁啊，她很听话，只要我死了， 她的病能好，我现在就死啊，求求您，我们家就她这一点希望了。”桂教授急忙扶起这位可怜的妈妈。
与艾滋病人同吃同住，用生命求证科学  2001年5月9日，程金，程雪梅，马强夫妇带着不到一岁的儿子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他们都是借粮食局度日的艾滋病人，来的路费都是桂教授提供的。考虑到艾滋病人如果住进病房可能会吓跑其他的病人，医院将一栋闲置的旧房子安排给病人住，由于不理解，邻居们还是提出了强烈抗议。为让艾滋病患者享有同样的生命尊严，为了证明艾滋味病政党的生活接触不支被传染，桂希恩毅然将5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了五天。
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桂教授家里，他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有被感染的危险，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桂教授也从不让助手抽血。有两次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桂教授不慎将抽过血的针头扎在了自己的手上，他并没有慌张，作过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万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
　　在桂希恩教授等人的努力促成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治疗的村子。2004年2月27日上午，桂希恩收到了文楼村村民程金的来信。在信中，这位患者兴奋地告诉他：“2003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我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村现在敞开了，什么人都可以来。4月1日后外国记者也可以进村了。您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来，给我们做些指导工作，告诉我们以后该怎么办……”看了这封信，桂教授心里暖暖的。他相信，文楼村已不是昔日的景况了，因为文楼村已从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变成了中国艾滋病关爱第一村”，是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得最好的村子。
　　对自己吝啬，对病人慷慨。走进桂教授的家，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有着海外关系的大学教授的家，书柜是八十年代的！墙壁不但没有任何装修，刷的还是漆，油漆的还新旧不同。由于忙于工作，夫妻俩的生活非常简单。馒头，方便面成了家常便饭。5位艾滋病人住进他家的第一天，他特地从餐馆买来“鱼香肉丝”等菜肴，这可是他在家中吃得最“奢侈”的一顿晚餐。
　　对自己“吝啬”的桂希恩，对病人却十分慷慨。
　　桂教授曾近二十次上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检测，不仅往返路费，住宿费是他自己出，就连许多人的检测费都是他个人支付——那是他省吃检用攒下的，医院领导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桂教授奔波于农村调查研究，却从来没到医院报销一分钱。当得知当地政府缺乏资金，他便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钱寄过去，他说：“希望他们能为艾滋病人真正做些工作”。而他自己每次到河南住的都是便宜旅店，有时太晚了就寄宿在病人家里，碰上生活困难的病人，很少没有得到过他经济上的资助的。文楼村的老百姓已经把这拉花甲老人敬作了救难的神，他们也将桂希恩称为“白求恩”。
　　艾滋病人程雪梅（化名）说：“我家两年收麦子的钱都是桂教授给的，一次50元，一次100元。”而桂教授自己每次去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工作，为节省一块二毛钱的车费，七八站路他常常骑自行车前往。
　　程金在武汉治疗时，看桂教授竟无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十分难过。在离开武汉前，他特地将媒体捐献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教授的枕头底下，并在纸条上写下留言：“作为一个专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当面给您，您不会接受，所以在临走前将衣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只有用这再次表达您的感谢……。”